王向偉：沒什麼比重回經濟建設更為重要 |中環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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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藩市舉行了近四個小時的峰會之後，習近平主席和美國總統拜登按下了中美關係的重啟鍵。除了承諾繼續會談之外，峰會並沒有取得多少重要成果，但這足以讓世界其他國家集體鬆一口氣。

這次峰會的意義不應被低估，尤其是因為在這次會議之前，特別是在今年2月美國擊落所謂中國 「間諜 」氣球之後，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的發展軌跡一直被陰霾和悲觀的預測所籠罩。

拜登稱此次會談是「我們進行的最具建設性和最有成效的討論」。中方則更為樂觀，稱讚此次峰會具有「戰略意義和深遠影響」，並讚揚習主席在引領大國關係方面的遠見和智慧。

但重啟能持續多久？由於中美關係背後的系統性分歧仍未解決，人們有理由懷疑。例如，拜登強調兩國應負責任地處理競爭關係，防止其陷入衝突，而習主席則關心：「我們是對手還是夥伴？」

很少有人會期望中美外交回到二三十年前的水準，但在雙邊關係的關鍵時刻，如何處理對手與夥伴的問題，向中美兩國的老一輩領導人學習，在今天具有現實意義。

1969年中國與蘇聯發生邊界衝突後，毛澤東決定轉向他的老對手美國。1970年，他邀請美國記者愛德格．斯諾和他的妻子在天安門廣場的城樓參加國慶慶祝活動，時任美國總統的理查．尼克森敏感的撲捉這一信號，中美開始接觸，尼克森於1972年訪華，1979年兩國全面恢復外交關係。

1989年，鄧小平秘密會見了喬治．布希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強調必須改善中美關係。

江澤民執政時，曾在不到三年的時間裏與兩位美國總統周旋，面臨兩個可能導致中美關係走向反面的關鍵時刻。1999年，美國誤炸中國駐貝爾格勒大使館，造成三名中國記者死亡，激怒了中國公眾。2001年，一架美國偵察機與一架中國戰鬥機在空中相撞，引發了兩國之間的重大爭端。

江澤民巧妙地處理了這兩起事件，表現出了戰略耐心，使雙邊關係重回正軌，並爭取到美國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支援，為中國隨後二十年的經濟繁榮鋪平了道路。

現在，雙邊關係再次處於十字路口。習主席顯然知道穩定中美關係事關重大。

在三藩市的魅力攻勢中，習主席對拜登說，「地球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他還向美國商界領袖保證，「下一個中國仍然是中國」，因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深深地交織在一起。當然，懷疑論者可能會說，中國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很難再回到過去的美好時代。

中美兩國的經濟總量約占世界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一，人口約占全球總人口的四分之一，貿易額約占全球貿易總額的五分之一。如果北京和華盛頓能夠找到確保持久共存之道，將是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最佳穩定力量。

自2018年唐納德．特朗普發起對華貿易戰以來，北京指責華盛頓試圖通過其聯盟打壓中國，因此將重心轉向安全而非發展。

雖然中國有充分的理由將安全放在首位，但它在犧牲經濟方面走得太遠了。加上政策失誤和嚴厲的動態清零管制，中國經濟在增長緩慢、地方政府債務、房地產市場下滑和外資大幅撤離等日益嚴重的問題中步履蹣跚。

20世紀70年代末，鄧小平結束了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極左政策，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施改革開放。這一口號意味著所有政策的制定都必須支持各行各業的經濟發展，從而確保了中國經濟在過去四十年的強勁增長。

然而，在過去五年中，安全問題已成為重中之重。去年，習主席在中共二十大的報告中，只是提過一次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在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方面給予更大篇幅，強調「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科技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託，統籌外部安全和內部安全、國土安全和國民安全、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統籌維護和塑造國家安全」。

但實際上，恢復經濟活力和國內外企業的信心是中國領導層面臨的更大挑戰。

現在，中美兩國正走向一段令人心神不定但又有所期待的舒緩期，中國領導層必須利用這一機會之窗，在安全與發展之間找到更好的平衡。這就要求重新努力，真正做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本文作者：王向偉

（作者出生於東北吉林。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士、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新聞學碩士，有30多年媒體從業經驗。曾任《中國日報》記者，後在英國留學和工作。1994年加入香港英文報刊《東快訊》任記者、編輯。1996年加入《南華早報》，2007年晉升為副總編輯，2012年出任總編輯。2016年起擔任《南華早報》編輯顧問，於2022年10月底告別，2023年開始在香港浸會大學任教，「重回香港踏上新聞教育的新征程，為所鍾愛的新聞事業教書育人」。）

（圖片来源於網絡）

本文由作者授權《獨家》微信平台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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